摘要:和谐劳动关系对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而对劳动关系进行度量和测定是对其进行评价的基础。研究建立了劳动关系评价的三级指标体系，对深圳市坪山区的劳动关系进行了监测，并针对中共中央国务院相关文件落实、劳动法律遵行情况和国际劳动标准、世界贸易协定劳动条款、社会责任认证标准等对标情况进行监测。研究结论如下：企业既有职工权益得分高、职工权益维度内基准权益得分较高等显著的成绩，也存在协调机制得分低、特殊人群保护得分低等明显的问题。对于优化劳动关系协调机制，研究提出：鼓励和支持多功能内生型协调机制的发展，带动其他机制的发育；支持内生型机制发挥作用，引导其向共建共享发展等对策建议。

摘要:劳动教育能够有效推动我国实现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因为劳动教育可以通过劳动理念和劳动习惯的培养促进充分就业，也可以通过价值态度和劳动道德的形成助推就业的高质量发展。但我国劳动教育存在表面化、边缘化、盲目化的问题，带来了逃避就业、自愿性失业、就业歧视等就业冲击。发达国家的劳动教育将职业理念贯穿始终，注重劳动的精神意义和价值，并将劳动教育纳入立法，从而为就业提供了较好的保障。有鉴于此，我国应结合教育发展规律，在小学阶段将劳动与就业观念的培养置于重要地位，中学要强化劳动与就业价值观的树立，大学要致力于创新创业潜力的挖掘，共同推动我国更充分更高质量就业的实现。

摘要:退休政策通过影响劳动力的投入和养老负担对社会产出和就业人口、退休人口的福利水平产生影响，因此要对退休政策进行调整须进行较为充分的经济论证。研究对单人经济的退休年龄分析显示：存在一个基于个人一生效用最大化的“最佳”退休年龄，可合理平衡一生总产出和退休后的休闲。同理，一个多人经济社会也存在一个平均的“最佳”退休年龄。研究的结论如下：现有的退休年龄政策背景下，中国将面临日益沉重的养老负担，说明中国的退休年龄政策亟须调整；延迟退休年龄至少在长期对就业无负面影响，且可增加GDP:将暂时多余的社保基金用于金融投资无助于社会养老负担的缓解，养老金空账运行并无问题。为完善中国的退休政策，研究提出适时延长退休年龄、提高养老金标准和降低养老保险费率、对职工上缴的养老保险实施记账等建议。

摘要: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如何实现人口二次红利，对个人和社会都具有重要意义。研究通过对福建省9个地市586个有效样本的描述性统计，对福建省老年人再就业的状况及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结果显示：福建省老年人的再就业处于较低水平，且城乡差距较大、职业分布不平衡，老年人再就业不仅受到老年人及其家人观念的影响，也受限于求职渠道和权益保障等条件。研究建议从政府、社会、个人等层面构建老年人再就业促进体系，包括积极发挥政府的全局导向作用、构建老年人再就业市场机制、增强老年人的劳动权益保护意识等来促进老年人的再就业。

摘要:劳动关系始终是影响社会保险的重要因素，作为社会保险重要内容的养老保险同样受到劳动关系的深刻影响。基于2016年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研究探讨了劳动关系对农村流动人口养老保险参保行为的影响，并进行了异质性检验。结果表明： (1)劳动关系显著影响养老保险参保行为。收入水平越高，用人单位越正规，参保概率越高；自我雇佣参保概率高于他雇；是否签订劳动合同与参保概率成正比。 (2)作为劳动关系的重要内容，劳动合同和月收入不仅直接影响养老保险参保行为，而且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对养老保险参保行为产生显著影响。从劳动关系角度提升参保水平的可能途径，一是逐步实现劳动合同全覆盖，二是提高劳动者收入水平。

摘要: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和人们生活、用餐习惯的改变，数字经济中的餐饮行业获得了较快发展，为劳动者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本研究基于外卖平台骑手的数据探讨数字零工经济下个体的就业动机。研究发现：大多数外卖骑手表面上是为了追求工作灵活性、经济收益和扩大社交网络而主动选择零工就业，但实际上，他们并没有在平台真正实现这三方面的诉求。劳动力市场结构转变让他们为了谋求生存而被动“挤入”,而非主动选择进入零工就业中。因此，针对劳动密集型平台就业群体，需要深入分析其选择零工就业的真正原因，才能在对其帮扶的政策制定和执行中，实现“对症下药”和“精准帮扶”。

摘要:近年来，员工的工作倦怠已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作为企业的新生力量和即将成为企业主力军的新就业大学生的工作倦息问题更应受到理论界的关注。研究基于自我控制资源模型，采用问卷调查法，探讨大学生心理契约违背与工作倦息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心理契约违背整体及其维度对新就业大学生工作倦怠有正向影响，自我损耗在新就业大学生心理契约违背与工作倦怠中起部分中介作用，新就业大学生的内部人身份感知在心理契约违背与工作倦怠之间起调节作用。

摘要: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企业可能会随时面临因防控措施导致的停工停产。这种劳动合同履行过程中既不可归责于劳动者也不可归责于企业的劳动给付不能，构成劳动合同的履行不能。研究认为，依据传统私法和劳动法的规则和理念，企业相较于劳动者具有较强的风险承担能力，应当承担继续支付工资的风险。但从宏观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对于停工停产的企业来说，持续支付工资无疑是雪上加霜。全球疫情防控背景下，大部分国家通过社会保险制度的功能来分担企业的风险，通过社会保险补足劳动者的物质需求以达到保障就业的最终目的。研究的结论如下：我国应反思劳动法在应对疫情时的制度短板，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背景之下，从劳资协商、劳动关系履行和稳岗就业三个层面来应对疫情带来的持续危机。

摘要:与传统的全职工作相比，零工工作具有灵活性强、限制少、效率高等特点，因而零工经济对于劳动者、企业、政府都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零工劳动者的身份界定问题，这关系到其合法权益的保障。2020年1月1日生效的美国《加州零工经济法》将过去用来区分零工劳动者究竟是雇员还是独立承揽人的Borello检验标准改为ABC检验标准。新标准的实施有利于认定零工劳动者为雇员，从而有效地保护了劳动者权益，对我国未来给予零工劳动者明确的法律保障具有较强的借鉴价值。

摘要:工人文化宫是职工文化生活发生的重要场域，作为国家推动工会群众文化事业发展的组织保障，在国家建设中发挥了重要的职能作用。从海口市工人文化宫的个案来看，自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末，工人文化宫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三项主要职能的实现程度、实现结构和实现方式上均发生了显著变化，其职能变迁大致经历了“政治”为主、平衡发展、萎缩停滞、全面复兴和围绕“文娱”五个时期。这一变迁过程显示，工人文化宫总是在国家意志和职工群众需求的合力中实现其职能，并受到组织环境和经济体制的决定性影响。这一发现呈现了工人文化宫在国家建设中发挥职能的实现机制，对在新时期推进工会群众文化事业新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摘要:近年来人工智能的技术突破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同时对就业数量、就业结构和就业质量也产生了影响。通过对北京市97家企业的调查分析，研究得出以下结论：目前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创造效应大于破坏效应，并且创造效应在应用型企业中体现得更为明显；人工智能使就业岗位、技能、人力资本结构得到优化调整，但对就业年龄结构的影响较小；人工智能在提高整体劳动报酬的同时也会造成工资两极分化的倾向，并因此提出了技能导向的技术培训新要求；目前人工智能正处于导入期，对就业数量、结构以及技能的影响初步显现，但影响还较小。

摘要:“十三五”末期，内外部环境复杂多变、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加，不可避免地冲击着农村地区就业创业市场的稳定发展。为应对就业压力，“十四五”规划应将“稳就业、促创业”作为促进农村就业创业发展的基本方向，以保障农业生产安全、实现乡村振兴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为重点目标，按照“充分发挥第一产业就业‘稳定器’作用，提升农村二、三产业就业吸纳能力，增强农村创业环境吸引力，稳定农民工就业"的总体思路，全面推进农村地区实现高质量的就业创业新局面。为支撑“十四五”农村就业创业高质量发展，应将提高农村公共就业服务能力、完善农村创业政策体系、促进农村产业多样化以及吸引优秀人才、社会资本下乡等作为政策着力点，让农村地区成为全国新增就业的“蓄水池”。